1955年4月1号，上海市委二把手、统战部长潘汉年，终于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，给中央写了封信，把自己藏了12年的心里话都说了出来。他拜托市长陈毅，帮忙把信交给主席。
主席瞧了一眼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拿着报告的手都在发抖，冲着陈毅就喊：
潘汉年真是让党失望了！
接着，他拿起笔，刷刷几下就在文件上写了批复：
这个人以后没法再让人相信了。
过了两天，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上阵，悄悄地把潘汉年给抓了。
从那以后，没有子女的潘汉年陷入了无尽的深渊，踏上了漫漫的铁窗岁月。
说起来，中共秘密战线的老前辈，被誉为“南潘北王”中的南潘，也就是中共的传奇谍报高手潘汉年，他究竟干了啥，让主席一直到去世都没能释怀，不再原谅他呢？
咱们得从最开始讲起。
紧要关头挑大梁，奠定“南潘北王”名号
1931年，有件大事震动了中共，也让潘汉年的人生轨迹变了样。
这年4月份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也是中央特科日常管事儿的顾顺章被抓后投敌了。这家伙手里攥着党中央的好多绝密情报，而且他还是特科三科的头儿，三科的任务就是保护党中央的安全。他这一叛变，管情报的二科科长陈赓他们这些重要人物只好赶紧撤走，这样一来，既管保卫又管情报的特科就完全乱套了，中央又一次掉进了超大的危机里头，形势凶险得很。
中共中央现在最头疼的事儿，就是怎么重组特科，还有谁能接陈赓的班。管军事的周恩来，直接找了江苏省委书记陈云来商量。没想到的是，俩人心里想的是同一个人——25岁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。
为啥会挑中他呢？
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带来的成果。
1931年1月份，中国共产党开了六届四中全会，王明在那时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。因为有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头头米夫的支持，他实际上就成了党的老大。博古那时候跟王明关系铁，而且博古和潘汉年还是同乡，挺瞧得上潘汉年的。于是，博古就跟王明提议让潘汉年来帮忙。这样一来，周恩来和陈云也看中了潘汉年，王明当然也没反对。潘汉年心里头觉得，是王明给了他这个机会，可这也为他日后犯些小错误埋下了根儿。
没错，周恩来和陈云都看上了潘汉年，主要还是因为他本人确实有两把刷子。
潘汉年1906年在江苏宜兴的一个有钱又有文化的家庭里出生了。因为家里学问大，自己又聪明，他文章写得特别好，还特别喜欢文学。16岁那年，他就试着给报纸杂志投稿，一下子就被大家注意到了，还有些文学大咖开始他。教了几年小学后，他心里那个文学梦越来越强烈，于是在1925年初，他辞了教师的工作，跑到上海去了。到了上海，他加入了郭沫若、郁达夫他们一起弄的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。没多久，通过一个叫叶灵凤的人介绍，他又去上海中华书局做了个助理编辑。就在那会儿，他还入了党。
在那半开放的文化场合里，他立场坚定，眼光独到，满腹经纶，风度翩翩，朋友众多，处理事情得心应手。凭借他那出色的沟通和社交本领，把文化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，特别吸引人。特别是他一手创办的“左翼文化工作者联盟”（简称“左联”），更是凭借强大的软实力，在对抗敌人的过程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。
潘汉年就这么走进了周恩来的范围。
1931年5月份，中央特科进行了新的调整，这次是由陈云、康生还有潘汉年三个人来挑大梁。陈云是老大，他不仅要管全面，还亲自当了一科的科长。康生呢，他算是二把手，同时也管着三科。潘汉年则负责二科，主要任务就是搜情报、探敌情，还有搞反间谍这些活儿。
潘汉年虽然之前没搞过情报，但他真的是个非常能干的人。他接了陈赓的班后，立马就想了个“一举两得”的法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打算近期搞个突袭，打压下敌人的气焰，同时给咱们革命者提提气。
没多久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头头王斌，那个专门搞破坏、打压中共地下工作的人，反动得不得了，终于被中共特科的人在大白天给干掉了。
这事儿一下子就火了，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报道，上海的大街小巷也都在议论纷纷。
首战胜利后，潘汉年趁热打铁，继续努力，短短几年内，就建起了自己的“情报王国”。这里面有身兼“五重身份”的袁殊，还有知名作家关露、黄慕兰等人。他还把以前在文化圈里的好友夏衍、于伶、冯雪峰、李一氓都拉进了情报圈，还结识了杜月笙的贵客杨度、董健吾、章秋阳这些社会大佬。他的情报渠道特别广，不光有汉奸，还有日本人，像中西宫尾（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智囊，佐尔格小组的成员）、尾崎秀实（日本近卫首相的顾问，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）、岩井英一（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，其实是个特务头头。潘汉年给他送假情报，他则给潘汉年提供钱，这事后来还被当成潘汉年勾结日本特务的证据）。
他不仅构建了情报网络，还亲自参与行动，赢得了永载史册的功绩：
加入了救援何孟雄、林育南等同志的行动；联手柳亚子、田汉、郑振铎他们，把国际友人牛栏博士夫妇安全救了出来；还代表上头跟十九路军谈了判，一块儿签了反对日本和蒋介石的协议；后来跟黄火青跑到福州，一块儿商量福州事变，想给苏区减减压……
1937年冬天，上海失守后，潘汉年没办法，只好跑到香港去。到了那儿，他就在廖承志的指挥下，火速在香港搞起了情报系统。
抗战那会儿，潘汉年搞的情报工作真是成绩斐然：
在延安，陆续收到了几个超重要的战略情报。德国对苏联发起了攻击，日军那边也是动作不断，一会儿往南推进，一会儿又往北扩张。最让人震惊的是，日军竟然偷袭了珍珠港，这些可都是高度机密的情报。
特别是那时候，日军究竟是要往南走还是往北走的问题，让毛泽东整整三天三夜都没能睡上一个安稳觉。
1941年6月22号，德国军队突然攻打苏联，苏联军队没准备好，被打得连连后退。这时候，大家都关心日本军队接下来会怎么做，是往北边跟德国一起攻打苏联呢，还是往南边走，跟英国和美国干架。这事儿对苏联红军来说，影响可大了去了。要是日本从远东那边，也就是西伯利亚方向打进来，再加上国民党也从延安那边动手，那共产党可就真的没地方躲了。他们能往哪儿跑呢？往内蒙古跑？那简直就是往死路上撞啊。
潘汉年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尾崎秀实那里听到风声，说日本可能没法继续往北打了。为了确认这个消息准不准，潘汉年自己动手查了查日本的经济和战略物资情况，发现日本海军的油快用完了，大概就还能撑30天，所以他们很可能要往南去印尼找石油。另一边，袁殊也从岩井公馆那边搞来了一份资料，也是说日军下一步可能会往南走。袁殊还想得更细，他觉得日军要是往南，那肯定会大量需要像胶皮套鞋、雨衣这类装备，于是他就找人问了问上海橡胶厂的订单情况。一问之下，果然上海正泰橡胶厂和双钱橡胶厂的订单都涨了好几倍。袁殊一看这情况，立马就把情报发给了延安。
这条消息一传来，主席总算是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了。他心情愉悦地吩咐康生给潘汉年回电报，还亲切地管潘汉年叫“小开兄”，一连说了五个“太棒了”！
而且，潘汉年在二战那会儿的表现，后来多次受到了中央的当面称赞。
上海与香港的情报体系，最终站上了中共情报历史的高峰，也让潘汉年在情报界赢得了“南潘北王”的响亮名号。
两件事，给他后半辈子带来了不幸的根源。
1934年1月份，潘汉年在福州事变没能成功后，他费了好大劲才到了瑞金，接着就加入了长征的队伍。
1935年，中共在遵义会议上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位置。那时候，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，所以得把这事儿跟苏联说一声。经过党内商量，最后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两个人去办这个差事。
潘汉年就这样在长征途中悄悄地“不见”了。1935年9月，他和陈云一起，通过海参崴到了莫斯科，给共产国际做了工作汇报。共产国际那边呢，也给中共的发展道路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儿，给了些指导意见。
为了保证信息能安稳送达，共产国际派了潘汉年和张浩两个人回国做报告，还让他们把新密码都牢记在心，带回来。
1936年1月份，潘汉年正要打包回国，这时候，王明跳了出来，他已经坐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位子。王明直接给潘汉年封了个官，让他当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头头。王明的意思是，让潘汉年先去跟国民党在苏联那边的武官邓文仪套近乎，然后再回国内，替王明跟国民党聊聊国共合作的事情。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说起来，1935年年底那会儿，中共的老前辈吴玉章他们在巴黎弄了个中文报纸，叫《救国时报》。在这报纸上，中共驻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喊话，说要“国共谈判”。蒋介石看到这消息，可乐坏了。为啥呢？他之前搞的那个不抵抗政策，全国人民都不买账，连国民党里都有人跟他唱反调。特别是到了1935年底，胡汉民当上了党主席，直接说：“宁可被红军打败，也不能让日本鬼子占了便宜！”蒋介石心里明白，再这么硬撑下去，他的位子可就坐不稳了。所以，他想跟中共聊聊，找个台阶下。这不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好也有这个意思，蒋介石就琢磨着，干脆绕过延安，直接跟苏联和共产国际拉上关系。这样一来，他能抱上大腿，二来还能省力不少。毕竟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，把共产国际搞定了，中共那边还不是手到擒来。
那年年底，蒋介石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、中央组织部的一把手陈立夫，还有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头头张冲（这人北京大学俄语系出身）去苏联，不过他们是绕道欧洲走的。结果，陈立夫他们刚在意大利靠岸，就被日本的间谍机构给盯上了，这事儿还被日本报纸给曝了光，弄得他们很尴尬，只能赶紧把陈立夫和张冲叫回来。但蒋介石并没放弃，他又偷偷让驻苏联的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去找王明，俩人私下里进行谈判。
邓文仪转述了蒋介石提出的三个要求，最关键的一条是让红军“前往内蒙古前线”。
王明持反对意见，他觉得那个决定会让红军不得不丢掉陕北根据地。他接着道出了真相：虽说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组织，但要是想继续推进国共之间的谈判，关键还得找在国内的中共中央，得找毛泽东商量。拍板做决定，还得靠毛泽东。
再者，王明跟邓文仪说，打算让潘汉年回国内，去当中共和国民党谈判的牵线人。
邓文仪跟潘汉年说了他回国后打算怎么联系陈果夫的方法。
接到指令后，潘汉年出了个小岔子。他这次去莫斯科，是负责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当传话筒的。那时候，中共中央已经跑到陕北了，特别急着要用新密码本跟共产国际联系，这事儿比跟国民党扯皮重要多了，也急多了。但他呢，却一时头脑发热，把轻重缓急给搞错了。
1936年4月份，潘汉年接到命令要回国，但他没直接去延安报到，而是先去找了陈立夫和陈果夫，想跟他们聊聊国共联手抗日的事。陈果夫心里清楚，那时候中共真正的头儿是毛泽东。他一听说潘汉年是王明那边派过来的，就没见潘汉年，而是让铁道部的二把手曾养甫去打发他。
经过好几轮谈判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曾养甫觉得挺没意思的，就直截了当地跟潘汉年说，得先跟陕北那边的头头脑脑们聊聊，然后再来进行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。
潘汉年没办法，只好决定回延安去。到了那年8月，他一到延安，就发现自己闯了大祸。原来，延安那边为了拿到他手上的新密码，都快急眼了，从1936年1月到8月，足足等了7个月。还好在这之前，张浩先回来了，带回了共产国际的命令，这才让他没挨处分。
但是，这让毛泽东心里挺不痛快，他跟周恩来说道：
潘汉年真是太糊涂了，居然把那么关键的密电码在脑子里存了整整七个月，结果他还先去搞和谈的事情，害得我们在这儿干着急，好多重要的事儿都给耽误了。像他这样，实在让人没法放心。
这次，毛泽东头一回对潘汉年有了不满意的情绪。
尽管心有不甘，但听从了周恩来等人的提议，他仍旧选择留下来，继续作为中共的谈判代表。
一个月后，潘汉年回到了上海，这回在宋庆龄、章乃器还有沈钧儒他们的帮忙下，总算是见到了陈立夫。两个人在上海的沧州饭店秘密碰了头，聊了好一阵子。潘汉年亲手把周恩来给国民党的信交给了陈立夫，还口头说了说中共中央列的“八项条件”。可惜啊，陈立夫没啥诚意，所以这次谈判也没啥实际结果。
后来，两边又偷偷聊了好几次，但每次都没谈拢，弄得不开心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在西安事变闹起来之前，国共之间的交涉都是潘汉年一个人跟国民党搞的。他这人吧，有底线，脑子也转得快，虽说没拿到啥大成果，但好歹给后面的谈判铺了条路。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国共之间的和谈有了新进展。事变一出来，陈立夫赶紧让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。潘汉年跟陈立夫重申了中共对和平的真心实意，还盼着南京这边也能给个好回应，千万别干那种让亲者伤心、仇者快活的傻事。这次见面之后，国民党就下定了决心，派宋子文、宋美龄他们去西安。接下来，潘汉年又多次被派去宁沪两地来回跑，给两边的高层会谈牵线搭桥。
要是说第一件事儿，还能找个理由谅解一下，那他干的第二件事儿，可就实在没法原谅了。
1939年，潘汉年又一次在紧要关头被派往上海，去建立情报系统。他这次去上海的任务很明确，就是要从日本军队和汪伪政府那里搞到情报。
刚到上海那会儿，潘汉年得赶紧站稳脚跟。说来也巧，正需要帮手呢，汉奸李士群就送上门来了。他让自己的心腹胡均鹤去找潘汉年，说想跟中共搭上线，还打算给中共递点儿情报。
李士群和胡均鹤以前都是共产党的成员，但后来被抓了，就背叛了共产党，投了国民党。到了抗战那会儿，他俩又转头跟了日本人。
李士群这人，自私自利到了极点。当他一跃成为汪伪政府在上海的那个特务头子“76号”的老大后，整天都是心惊胆战的。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，他偷偷琢磨着怎么跟中共搭上关系。中共那边琢磨了一阵子，最后决定给他这个机会。就这么着，李士群通过他的心腹胡均鹤，还真给中共送了些情报过去。
1941年12月8号那天，太平洋上打响了大战，日本军队占领了香港，还跑进了上海那些以前外国人管的地方。
中央下令，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机关得从上海撤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，藏到地下去。撤退的路径和方法，全都是负责情报的潘汉年给安排的。
潘汉年跟几个伙伴合计了一番，打算借助现在当汪伪浙江省省长的李士群的力量，另外搞条秘密通道，保证事情稳稳当当，不出差错。
1942年11月头上，潘汉年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，还有组织部长尧山他们一块儿到了镇江。一到那儿，潘汉年就赶紧找上了当地的特工头头胡均鹤。多亏了李士群的安排，他们几个就大模大样地从敌人占着的地盘穿过去了。
这次成功撤离后，新四军和敌占区之间悄悄搭起了一条隐蔽的运输通道。之后，胡均鹤还多次给新四军递送重要情报和医疗物资。
到了1943年，抗日战争越打越激烈，潘汉年和李士群、胡均鹤之间的秘密交往，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，就此断了联系。
1943年那会儿，潘汉年被提拔成了华中局情报部的头儿。那会儿，各地传回来的消息都指向一个方向，就是说日伪军可能要对淮南根据地动手，来个大扫荡。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就找上了潘汉年，让他赶紧想办法确认这情报到底准不准。
为了搞到确切的消息，潘汉年和几个伙伴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自个儿跑一趟上海，去找李士群碰个头。
到了上海，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他和李士群之间的接头人胡均鹤。胡均鹤跟他说，李士群没在上海，跑苏州去了。潘汉年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跟胡均鹤奔苏州了。结果到了苏州，李士群的家里人却告诉他们，李士群又跑到南京去了。
那时候的南京，是汪伪政府的老巢，潘汉年心里犯起了嘀咕。但想着不入险境怎能探得实情，为了赶紧弄清楚情报是真是假，他稍微琢磨了一下，就下定决心要去南京走一趟。
可他压根没想到，李士群那会儿已经在南京布好了局，就等着他往里钻呢。
到了南京后，他碰见了李士群。李士群跟他说，汪先生知道你来了，特别开心，打算亲自跟你见个面。
这回潘汉年明白自己掉进陷阱里了！
这时候再去找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心里也清楚，要是自己不去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所以，潘汉年最后还是跟汪精卫见了面。
说白了，汪精卫这次找潘汉年，就是想告诉他一件事：别让共产党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，最好是能跟汪精卫自己搭上线。他希望潘汉年能把这话带到中央去。
简短交谈后，汪精卫就站起来，准备送客人离开了。
后来，潘汉年从李士群那儿得知，日伪那边其实没啥大动静，没打算来个大扫荡。
回来后，潘汉年跟饶漱石说了，日伪军最近没打算对根据地动手。但提到自己见了汪精卫这事儿，他心里有点犯嘀咕，不知道该不该往上报。
一方面，由于他长期干情报这行，整个人变得特别小心谨慎；另一方面，他私下见汪精卫这事，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没跟上面说，这肯定是违规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事儿好歹没给党带来啥坏处。
关键的是，那时候正好碰上整风活动，饶漱石就借着这个机会，跟军长陈毅唱对台戏，指责陈毅偏向那些有文化的干部。他还拿“抢救运动”当挡箭牌，随便给人扣帽子。潘汉年可不想无辜受牵连，更不愿意被饶漱石当棋子使，去对付陈毅。
琢磨来琢磨去，他最终拍板决定，这事儿就先藏着掖着不说了。
不过，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事儿，这个消息没多久就让国民党特务给探听到了。国民党抓住这点开始大肆宣扬，硬说中共跟汪伪政府有来往，这事儿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。
毛泽东把潘汉年叫过来，直接问他那事儿是不是真的。都到这份上了，潘汉年还是一口咬定说不是。考虑到大家都是自家兄弟，毛泽东心里还是站在潘汉年这边的，于是他就站出来，公开发声，力挺潘汉年，说他没那事儿。
潘汉年心里头既感激主席站出来为他说话，又自责自己缺乏勇气去直面难题。打那以后，这事儿就一直压在他心底，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
该到的时刻，终究还是到了。
可能日子久了，啥都能过去，这事儿没多久就被大家抛到脑后了。
1949年5月份，上海迎来了解放，潘汉年走马上任副市长，他满怀激情地一头扎进了新的工作中。由于干得出色，潘汉年没过多久就成了上海的二把手，挑起了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统战部长两个重担。
1955年，北京开了场全国代表大会，主要是处理那个“高饶事件”。毛主席发话了，说要是哪位高级干部跟高、饶有点瓜葛，或者以前有啥事儿没说明白的，都得自己主动找中央把事儿讲明白。会上不讲也没关系，会后写材料也行，中央都欢迎。
会议结束后回到酒店，潘汉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12年前那事儿一直在他脑海里转悠，让他整晚都没法合眼。想来想去，他最后打定了主意，得跟组织说实话，把一切都抖搂出来。就这么着，才有了文章开头讲的那一出。
潘汉年因被指控为“内奸”，在功德林被囚禁了整整7年。起初，他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。可到了文革那会儿，命运对他更加不公，又被加判了无期徒刑。
1977年，潘汉年因为肝病去世了。但因为以前背过的黑锅，他在下葬的时候都不能用本名，只能借用以前用过的假名肖淑安。
但是，潘汉年对这个判决结果并不买账，即使在监狱里面，他也反复强调自己是清白的，坚决不承认有罪。
要搞清这事儿的来龙去脉，周恩来从1955年潘汉年被抓那会儿起，就让罗青长找人去查了。罗青长后来交上了一份调查报告，里头说了，潘汉年跟汪伪、中统的人搞情报，是经过上面领导点头的，那些书信、电报啥的，证据都摆着呢。可惜啊，这份报告法院那会儿压根儿没当回事儿。
陈云心里对潘汉年挺有数的，他压根就不信潘汉年会跑去投靠敌人背叛国家。就算法院那边已经下了判决，陈云还是一直在想办法找能证明潘汉年没问题的证据。
1978年，三中全会开过之后，陈云就成了中纪委的头儿，他开始使劲儿给那些被冤枉的人翻案。经过了好几年的仔细查证，到了1982年，潘汉年的事儿终于给弄清楚了，他的骨灰被好好地安置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，他这位革命老将的名誉也算是恢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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